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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筹办的两次足球赛:为赈灾组织义赛
发布时间:2011-04-25     来源:人民政协报

        

        第一次:盛况空前

 

        1943年初春,黄河决堤,河南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无数难民饥寒交迫。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而且还企图隐瞒灾情。当消息传到山城,广大群众非常愤怒,强烈要求“赈济豫灾”。寓居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闻讯心急如焚,指示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立刻行动起来,通过举办座谈会、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同时,让保盟工作人员把报上登出的反映灾区惨状的照片装订成册,分送“陪都”各个机构。她为发动更多人参与赈灾,根据爱好体育的保盟中央委员许乃波的提议,又决定出面筹办一次国际足球义赛。

  随即,宋庆龄与中华体育协会重庆分会取得联系,商定以该会名义为国际足球义赛做各项准备;还宴请相关国家的大使,争取他们给予支持,以及配合进行宣传。另外,她又以个人名义特制了一批长5.8厘米、宽4厘米的铜质纪念章,正面浮雕一位健儿以高超球艺带球前进的图案,背面刻着“参加筹赈豫灾足球义赛纪念”、“孙宋庆龄赠”等字样。

  宋庆龄发出举行国际足球义赛倡议后,山城各界人士热烈响应。经过协调,中国方面很快诞生两支足球劲旅:重庆的体育健儿踊跃报名,组成“东平队”;各地足球名将很快由沪赴渝,组成“沪星队”。至于外国方面,则由英国驻华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的体育爱好者等组成“英联队”,由韩国在华青年组成“韩青队”。四个足球队为了使球赛更精彩,开展了一系列训练。

  5月3日下午,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重庆文化宫所在地)人如潮涌,盛况空前。宋庆龄在百忙中抽空为国际足球义赛主持开幕式,当她脸带微笑莅临球场,数千名观众纷纷起立致敬。接着,手持亮闪闪铜管乐器的重庆军乐队开始奏乐。宋庆龄在讲话时,向全体嘉宾和观众介绍了河南的严重灾情,号召各界人士投入赈灾;接着,她由英国驻华大使陪同,健步走到赛场中央,热忱地与各参赛队的运动员握手,勉励大家踢出高水平,并亲自为球赛开球。此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天,在“沪星队”与“东平队”举行首场球赛时,观众们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房顶上、树枝上也人头攒动。目睹运动员的精湛球艺,大家不断发出欢呼声。经过激烈的角逐,“沪星队”以五比三获胜。为防备日机轰炸,第二天球赛没有连续举行。

  5月15日下午,国际足球义赛重新开赛。宋庆龄不顾连日忙于赈灾的疲劳,又拨冗前来观战。大批观众也兴致勃勃按时赶到,挤满了“看台”。这天,第一场球赛是“东平队”对“韩青队”,“东平队”以八比一获胜;第二场球赛是“沪星队”对“英联队”,“沪星队”以九比三获胜。

  翌日恰逢星期天,下午又举行了两场球赛,场内观众逾万人。第一场球赛是“沪星队”对“韩青队”,“沪星队”以五比二获胜;第二场球赛是“东平队”对“英联队”,“东平队”以六比三获胜。苏联驻华大使及英国军事代表团要员等都观摩了球赛。

  国际足球义赛总共踢了三轮五场,最终“沪星队”以强大阵容夺取冠军,“东平队”凭雄厚实力获得亚军,同胞们无不为此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在闭幕式上,宋庆龄、重庆市长贺耀祖及英国驻华大使等向各参赛队赠送了奖旗,并向每位运动员颁发了特制纪念章。这次球赛吸引了海内外观众两万余人,募得的大量捐款均汇给陕西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主席卢广绵。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曾登载“豫灾赈济委员会”致保盟主席宋庆龄的感谢信:“孙夫人惠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

  第二次:中途夭折

  抗战胜利后,中国福利会从重庆迁到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适逢苏北、湘中灾情严重,宋庆龄决定邀请在香港的“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队来沪,为赈灾举行足球义赛。

  李惠堂接到宋庆龄的信,立刻出面召集香港的几个足球强队合组“华南队”,成员中有李国琪、侯榕生、谢锦洪、郭英麒、梁荣照、卓石金、黎兆荣等名将。1946年7月17日傍晚,他带着这支足球劲旅乘飞机到达申城,入住扬子饭店。

  中福会作为足球义赛的主办方,在第二天下午假座国际饭店举行大型欢迎会,热忱地向申城体育界和新闻界介绍“华南队”。李惠堂激动地说:“此次承孙夫人之邀,来沪举行义赛,得与旧雨新知晤聚一堂,曷胜欣幸。”随后,李惠堂几次率队员们到逸园球场(解放后改建为上海文化广场)加紧训练,上海“东华队”、“西联队”、“犹太队”等足球队的骨干都曾前往切磋球技。

  然而,国民党当局认定这场足球义赛是为了支援解放区,竭力加以阻挠。在“华南队”抵沪不久,便以上海市体育协会名义致函表示:球赛季节已过,不适合再举行比赛;即使举行比赛,也应由上海体协来主办。实际上,此时申城仍然有其他足球赛事,季节并不是问题;要害在于后,就是希望控制并利用该项活动。因而,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干涉到体育上来了,这是在世界各国找不到先例的。”申城各界对此强烈不满,纷纷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议。

  宋庆龄于7月20日召开中福会会议,决定再次向上海体协提出足球义赛的申请。身兼上海体协会长的国民党要员吴绍澍因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该会会所(解放后改建为卢湾体育馆)举行临时理事会,采取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段,假惺惺地对足球义赛“破例接受”,同时又规定“交足球委员会积极筹备”;接着,上海体协足委会于7月23日在申城各主要媒体公布:7月25至8月1日,“华南队”将与上海“西联队”、“东华队”、“青白队”各比赛一场,并提高球赛票价即出售4000元和8000元两种门票。

  宋庆龄闻讯十分气愤,决心不让这个阴谋得逞,她在7月24日会见李惠堂时明确表态:“你们是我请来的,不让我给你们比赛,那么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李惠堂则在当晚向申城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明:“本人率队来沪,乃团体行动,非私人行动也,一切听诸福利会。”至7月28日中午,李惠堂毅然带着“华南队”搭乘美国邮轮离沪返回香港。

  就这样,在国民党当局一再无理干涉下,人们翘首以待的这一精彩而有意义的赛事中途夭折。

 

                                                                                                                    朱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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