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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结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宋庆龄亚洲五国出访对当今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5-09-10     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并称为新中国外交的“铁三角”。尤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为斯里兰卡),宣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宋庆龄的亚洲出访超越了政府、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称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的“人民外交”

     外交特点

    1955年、1956年和1964年,为了对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锡兰表示感谢,宋庆龄代表中国对这五个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大部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缺乏沟通了解,一方面由于国际形势,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之间国家利益的不同从而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环境。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从1951年到1955年,美国在亚洲建立起一个月牙形包围圈:北起朝鲜半岛,穿过台湾海峡、经过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一直到南洋的爪哇岛和马来亚半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一个稳定的外交环境。正如宋庆龄在出访印度时所说,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愿同一切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宋庆龄对亚洲五国的出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宋庆龄个人为中华民族和亚洲和平的斗争经历及其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对亚洲国家及其领导人都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例如在195512月到达印度时,尼赫鲁在欢迎会上称宋庆龄是“给予别人以光明的灯塔”,“不仅给予你本国人民以光明,而且给予我国人民以光明;同时,还给予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光明。”尼赫鲁说,“在中国革命的整个暴风雨的时期中,产生了许多有名人物,但是不论在中国掀起什么样的风暴,在这些漫长的年代中你的形象屹立着,沉着、自信、意志坚定,从不动摇。”在19568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时,苏加诺总统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句话是:“你到底来啦!”可见,宋庆龄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使她完全有能力代表新生的中国完成为求和平环境的外交使命。那么在出访中,又体现了哪些特点呢,综述有如下三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题。宋庆龄是较早系统阐述和

平共处理念的国家领导人。1951年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杂志《保卫和平》写作的《论和平共处》一文中,宋庆龄就提出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应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处和竞赛的观点。她指出,“和平共处的观念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或策略,不是预先祭起来欺骗冒失鬼的法宝。它是预备大力倡导和诚心诚意实施的一种宝贵原则,它是全世界人民赖以迈向持久和平以及求得一切福利与文化需要的一项政策。”在对亚洲五国的出访中,宋庆龄更是结合1955年万隆会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各国力量。在印度新德里欢迎会上,宋庆龄说,“中、印关系新发展的顶点是我们两国总理共同宣布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实践已证明,这些原则“不仅巩固了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和平,并且已经成功地促进了在东西方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观念。”在缅甸,宋庆龄出席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治大会,发表《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和缅甸》演说指出,由中、印、缅三国总理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获得广泛的赞许也是很自然的这说明在现代的亚洲人民中间存在着广大的一致的方面。

    第二,强调亚洲国家间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历史及其面临

的共同经济发展任务宋庆龄在所到国家都强调,亚洲国家具有共同的反帝历史,共同的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的要求和共同的发展现代工业的愿望。1956822日,宋庆龄在印度尼西亚电台发表演说中强调,“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支配着我们东方人的全部生活:一方面,我们坚持主张停止外来力量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我们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我们的国家的艰巨工作,而要进行建设,和平就是一个根本前提。我们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目标,使我们可以恰当地看待我们之间的分歧,从而把这些分歧缩小到恰如其分的程度,并且为了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保持正常和有益的关系而在我们之间实行高度的合作。” 1956129日,在巴基斯坦发表广播演说中指出,中巴两国都是年轻的,都必须在各自国家内建立一种新的国民经济,“我们必须发展现代工业。没有工业化,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就不能提高,而且,民族独立的确也不能获得保证”。这些共同点无疑拉近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距离,超越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距离。有宋庆龄研究专家曾指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将国内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可以说,宋庆龄在亚洲外交中的作用,也是以她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孙夫人的特殊身份,号召亚洲国家在共同的亲近历史和发展任务下团结起来抵抗以西方为首的外来干涉势力。苏加诺在迎接的国宴上指出他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许多遍,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是“孙中山先生启发我去斗争,启发我去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并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宋庆龄在出访中准确把握住了当时时代的主题,即亚洲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追求民族独立及繁荣发展的时代任务和要求。 

第三,外交出访中充分认识及发挥妇女团结的力量。宋庆龄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伟大的女性之一,在亚洲妇女界更享有崇高的威望。印度乌玛·尼赫鲁夫人说,“我们印度妇女都因为她(宋庆龄)为她的祖国进行的斗争感到自豪。”每到一国,宋庆龄必要会见当地的妇女团体及妇女领袖。宋庆龄十分看重妇女的力量,早在1924年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演讲主题即是妇女解放问题,当时她就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19551224日她在印度出席孟买29个妇女团体举行的宴会上号召,要“团结各个阶级、各种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和职业的妇女,来重新建设我们的国家”她说,谁敢轻视中印5亿妇女的呼声?宋庆龄认为妇女是在维持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在印度尼西亚作了题为《在解放时代里的亚洲妇女》的讲话,指出全世界妇女的任务,就是要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团结起来,以便我们能够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寻求和平。还指出,“今天存在着一个新印度尼西亚和一个新中国,而且,在我们两国出现了新的女性。回到受苦难的旧时代是不可能了。现在只能向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和平以及我们妇女的充分权利迈进,这就是我们对全人类和全世界妇女的要求。

                       对当今的启发

宋庆龄亚洲五国出访对当今外交有什么启发?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当时宋庆龄的出访产生了什么影响。一方面可以看一下国内的评价:1956926日,宋庆龄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在会上作《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刘少奇主持并发言:

“最近毛主席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大家合作就有好处。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另一方面外报的评价是:日本《读卖新闻》1964227日晚刊登载了该报特派记者星野二十六日从香港发回的一条电讯标题为《宋庆龄女士访问锡兰微笑外交别开生面在否认“党天下”方面也有效果》摘要如下:

宋庆龄女士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外国这是第一次中国好象要使人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积极的亚非外交更加带有和平的色彩和灵活性。此间人士从宋副主席这次访问锡兰这件事情看到了双重的意义。她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国外的外交谈判场所这件事情恐怕可以说是给中国外交增添了新风气。她这次出去也许是想要取得这样一种效果对国内外否认“党天下”的说法。

“人民外交”得人心,暖人心。宋庆龄被称为拥有超越政治的智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的亚洲出访已经超越了政府、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称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的“人民外交”。尽管她是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出访,但是她在亚洲反帝反殖历史上特殊的斗争经验,以及她在亚洲各国妇女及华侨界心中的地位,可以说宋庆龄是亚洲人民心中公认的领袖人物。这样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宋庆龄开展亚洲各国的“人民外交”提供了条件。也就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局面。尽管宋庆龄的出访具体为中国国家利益,但是却变成了一场团结亚洲各国人民,给予亚洲人民以力量的外交行动。在锡兰出访期间,她发表了《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演讲,强调:“二十世纪的伟大经验是:只要人民的思想上目标明确,紧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和团结同盟军,勇敢地同压迫者进行战斗,他们就能够赢得胜利。”很显然,这里的人民是亚洲各国人民。在“人民”的共同主题下,亚洲五国都成了反抗压迫的“同盟军”,都成了命运的共同体。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外交”的强大力量和特殊意义。

宋庆龄的“人民外交”是一种外交战略思维,具有“得人心、暖人心”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启发,为现在的外交服务。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是宋庆龄逝世后唯一以宋庆龄名字命名的国家机构,它以宋庆龄生前追求的世界和平为首要宗旨,一定程度上就承担了国家开展人民外交或者说是民间外交的使命和任务。

站在时代高度确立外交主题。宋庆龄开展外交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需求确立外交主题。亚洲五国出访正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题开展的。正如她在缅甸仰光大学发表演说谈到当时的世界局势时所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由印度、中国和缅甸制定和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道德标准”。1956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中指出,作为一年来变化的突出标志,是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由于上述会议而产生的“万隆精神”和“日内瓦精神”。“万隆精神”和“日内瓦精神”……它们已成为当代各国人民要求实行和平共处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并称,1955年作为和平共处思想伟大胜利的一年而结束了。可以说宋庆龄1955年底、1956年初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出访正是配合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世界和平的潮流。

     (宋庆龄故居 事业发展部刘谦谦 )

 

 

1964年2月28日下午,宋庆龄副主席在锡兰科伦坡附近霍拉纳的斯里帕里学院发表题为《人民团结起来是不可战胜的》的讲演。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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