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与“小先生”

“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信中专门讲到了新安旅行团。

“小先生”勇担唤起民众的时代责任

1932年底，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立“小先生制”，号召“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为响应恩师“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陶行知的学生，教育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提出了“组织旅行团”设想，动员儿童进入社会这所“活的学校”，以形形色色的生活为教科书，以“小先生”的角色将知识传授他人，达到宣传爱国，共赴国难，唤醒民众，投身民族救亡的目标。1933年10月22日，汪达之率先将新安小学7名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旅行团”，自行赴镇江和上海进行了为期57天的短途旅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

有了这第一次成功，又经过两年的筹备，1935年10月10日，汪达之作为顾问，与14名学生——践行陶行知理念的小先生们，正式组成“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县出发，踏上了旅行全国的征程。

武汉、长沙相继沦陷，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在桂林这座闻名中外的“抗战文化城”中，新安旅行团迅速发展和壮大，进入建团以来的全盛期。新安旅行团组建了由村至县各级相互联结的儿童团系统，在家庭或公共场所从事“小先生”教育，并参与“慰问首长”“拥军优抗”等集体活动。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该团将社会教育与书本教育、精英指导与自治自学、求教“大先生”与担任“小先生”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流于观光旅游的形式主义，又突破了学习内容的局限性，同时在民族救亡运动中践行了“小国民”的使命。他们通过“小先生”的角色，深入民众从事扫盲教育，用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歌曲、话剧、图片等文艺形式，宣传爱国、共赴国难并贯彻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而实现群众动员。新安旅行团有计划、有规模的社会实践，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证明陶行知的“小先生教育”理念，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

毛泽东给新安旅行团回信

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支持下，新安旅行团活跃在华东、华北、西北、华中、西南22个省市，历时17年之久，行程5万里。据统计，先后加入旅行团者共447名，男女团员分别为326、121名。在民族救亡的年代，新安旅行团是抗战宣传的“播种机”与“民族解放的小号手”，成为了“时代的小先锋”，在谋求民族国家解放进程中探索出了“儿童解放与民族解放合一”的路径。经历战争磨砺和政治考验的新安旅行团，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一面独特的旗帜。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关心新安旅行团，并给予高度肯定。尽管新安旅行团始终未能实现“奔赴太阳城延安”的夙愿，但其在苏北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却早已为毛泽东知晓。1945年12月，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等人写信感谢毛泽东以及党中央对新安旅行团的关怀，汇报该团在苏北根据地期间的成绩。

1946年5月20日，新安旅行团欣喜地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宋庆龄援助新安旅行团

1946年4月27日，新安旅行团给宋庆龄发来了函件，汇报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请予以帮助。为了筹备出版《少年画报》和少年丛书等，新安旅行团缺少经费和印刷机，希望“在印刷机和经济方面设法给我们想想办法”。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宋庆龄的热情回应。7月25日，宋庆龄嘱咐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函新安旅行社说：“（1）送上油印机一架，收到请复，并寄盖章收据；（2）如有需要请告知，当尽可能代为设法。”

9月25日，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示非常感激，感谢中国福利基金会赠送油印机，并报告他们将用这台油印机为乡村儿童印刷识字课本和课外读物，还寄来了他们编印的刊物。这些刊物让宋庆龄对新安旅行团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小先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图为新安旅行团编发的刊物，首页文章为《我们要做小先生》。

10月27日，“小先生制”的创立者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宋庆龄送花圈，并为陶行知先生题写“万世师表”。当时，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文化福利活动，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为那些无力上学的儿童举办识字班，培训小学生当他们的“小先生”。这些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队”成员，他们从小就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宋庆龄竭尽所能推动“小先生制”，她说，要通过“小先生”这种方法，为中国训练许多未来的领导者——那些关注并实行改善全国同胞生活标准工作纲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