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上海。只要条件许可，她总是喜欢住在上海。
1949年以前，宋庆龄曾两次来过北京（当时称北平）。一次是1924年12月31日至1925年4月10日；第二次是1929年5月18日至26日。这两次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但都是令宋庆龄终生难忘的。
1925年，她与孙中山先生犯难北上，先是住在北京饭店。孙中山先生肝病复发到协和医院手术后，就迁入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住所，以暂作行辕。宋庆龄在这里日夜操劳，陪伴着孙中山先生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1929年，她第二次来北平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大典。她又一次瞻仰先生的遗容，并护送灵柩安葬至南京中山陵。此后，她就再没来过北京。她曾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持亲笔信到上海，邀请宋庆龄来北京共商建设大计。宋庆龄以国事为重，欣然北上。
8月28日下午，宋庆龄抵达北京。9月21日开始，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以后她要在首都参加国家领导工作，于是在北京安了家。
宋庆龄在北京的第一个正式住宅，是建国门附近的方巾巷44号。这里原是一个日本商人的住所，是一座精致的小楼。宋庆龄住在楼上，一楼是客厅和餐厅。在这里，她住了10年，接待过许多国际友人和国家领导人。
1959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北京用会战的方式，兴建著名的十大建筑。新火车站的站址就选在建国门一带，离方巾巷很近。宋庆龄因此离开方巾巷，迁入她在北京的第二个住所。
这是北京的前海西沿18号，是一座有着红漆大门的古代建筑，这里原是清恭亲王府的一处附属建筑，以后成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后来蒙古大使馆迁往东郊使馆区，其中的一部分就划作宋庆龄的住所。经过紧张的修缮，1959年国庆节这一天，宋庆龄来到这里。因为施工还没有全部完成，宋庆龄就在大厅里招待工作人员，与他们共同举杯庆祝国庆。
由于施工期限太紧，这里的房间潮湿，而宋庆龄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环境当然对病情有不利影响，而且，大门对面不远处就是什刹海冰场，每天高音喇叭长时间播放音乐，使宋庆龄无法休息。周总理无意间发现了这种情况，中央准备再次为宋庆龄选址建宅。
1961年初，中央通过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将这个意见转达宋庆龄，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当即回信给王光美。信中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在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后来，中央考虑到她的身份和健康，没有采纳她的意见。周总理亲自为她物色到后海北沿的一座宅邸。这里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花园。在周总理的亲自筹划下，对这里进行了改建。
1963年4月，宋庆龄迁入后海北沿46号（现为宋庆龄故居）。这里环境幽静、山水相宜。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与花园原有的建筑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宋庆龄的书房和卧房在楼上，客厅、餐厅在楼下，楼前是一片草坪。院内古树成荫、鲜花繁茂，楼阁亭廊点缀其间。宋庆龄是一个念旧的人，东门内甬道上的那一架龙眼葡萄和日日嬉戏于草坪上的那一群鸽子，就是跟着她从方巾巷迁到前海又迁到后海的。
1966年，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致宋庆龄的信中提到，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问她是不是真的。宋庆龄在回信中回答说：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笔者：其实仅是王府的一个附属部分），给她作为寓所。“我住在醇亲王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唱歌……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其实谁都清楚，这种安排与其说是为了她的“享受”，不如说是人民和国家对她伟大功绩的一种肯定和承认的表示。
她对于住宅的安排一再表示过不安。实际上，她在这漂亮房子里的生活却是十分俭朴的，在她的卧室兼工作间的房子里，使用着很多陈旧的家俱。办公桌后面的椅子，椅套已多处磨破。桌旁的地灯，灯罩是她让工作人员用旧窗帘做的。她使用的两个皮摇椅，是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仅在北京就用了30多年。到她晚年，摇椅的皮面已经开裂、破碎。身边的同志劝她修一修，她却说还可以用，不让花钱修理。她的梳妆台，由于使用时间太长，两侧的镜子水银严重脱落，很不好看。同志们多次建议她修理或调换。她却指着中间的那面镜子说：“你们看，不影响用嘛！”于是一直使用到她去世。
对身边工作人员，她十分尊重也非常关心。一次她在院子里散步，看到花工正在侍弄月季花。她很喜欢，便问“我可以摘这朵花吗？”花工回答：“当然可以，这些花都是您的。”她却说：“不，这都是你的劳动成果，必须征得你的同意。”
宋庆龄在后海北沿46号住了18年，一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这里留下了她会见国内外友人的欢声笑语；留下了为国操劳的破晓的灯光；留下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忧郁和烦恼；也留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她的喜悦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