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宋庆龄与长征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1949年6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宋庆龄在上海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关于长征，有无数动人的故事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宋庆龄在长征期间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宋庆龄从不曾踏上过长征路程，但在那段岁月里，她始终心系着远在千里之外艰苦跋涉的红军战士们：她在他们处于险境低谷时为其忧心不已；她想方设法将他们的艰难处境诉诸于世；她也曾为他们取得的伟大胜利激动万分……

她转交珍贵文稿

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影印手稿

1934年10月初，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国革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以及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将士等，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

早在长征开始前夕，党就派方志敏等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皖赣边挺进，宣传抗日主张，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因遭国民党军队围攻而致失败。方志敏不幸被捕，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后来宋庆龄曾回忆，她为方志敏向党中央转交过几次信，包括方志敏最后给党的信。在狱中，方志敏写下《可爱的中国》、《我们临死前的话》、《狱中纪实》、《清贫》等重要文章，为把这些文稿交给党中央，方志敏向宋庆龄和鲁迅发出求助。他在将文稿送出时，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写道:“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方志敏的文稿辗转到达上海后，交到鲁迅和宋庆龄的手中。后来，宋庆龄设法将文稿交给冯雪峰，使这些凝结了方志敏烈士心血的遗作最终能够送达党中央，得以流传于世。

如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文稿（影印版）就在宋庆龄故居的展览中展出，不仅见证了方志敏烈士在人生最后时刻对党和国家的热忱与期盼，也见证了宋庆龄对方志敏同志的大力相助，更展现了她对党和革命的真切同情与热诚支持。

她安排护送重要客人

陈云

宋庆龄的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回忆过一件往事：“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两位重要客人之中的一位，就是中共领导人——陈云。

长征初期，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该军团担负着后卫掩护整个部队行军的艰巨任务。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为纠正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陈云即离开长征队伍，几经辗转到上海着手恢复地下党组织等工作，但因白色恐怖严重，工作难以开展。1935年8月，中共中央为了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同时为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派遣陈云等人赴苏联。陈云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于是，宋庆龄安排谋划并委托美国医生马海德护送陈云等登上从上海开往苏联的轮船。9月，陈云顺利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详细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最早系统地介绍长征的报告。

她团结国际友人

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使她身边团结了大批国际友人，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援和帮助中国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上海的居所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当时路易·艾黎愚园路的住所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留地，实际上成了党的一个秘密据点。上海地下党与长征中的党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寓所顶楼的小房间里，由艾黎的合租室友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公开职业是上海美商电力公司电气工程师）负责，两位年轻的德共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协助他工作。

1935年秋，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这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来表达她的喜悦心情。一天夜里，尽管已经是半夜12点，宋庆龄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特意赶到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少数几位友人一起痛饮她带去的香槟和白兰地，举杯欢呼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埃德加·斯诺

马海德

斯诺赠予宋庆龄的《西行漫记》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希望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到陕北实地考察，同时需要一名医生来提高边区的医疗水平。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宋庆龄，于是她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前往。宋庆龄委托中央特科情报人员董健吾护送二人到延安瓦窑堡。随后，斯诺和马海德进入陕甘宁边区。马海德后来留在延安，成为边区几十万军民依赖信任的“马大夫”。斯诺则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名西方新闻记者。

斯诺将他在陕甘宁历时四个月的所见所闻撰写成《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并出版。斯诺将其中的一本赠予宋庆龄，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1937年《西行漫记》问世后，仅在短短一年里就连续再版5次，后被译成10多种文字出版，是世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本书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人。

宋庆龄说：“（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这些革命领袖们使长征在遭到惨重牺牲的情况下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过集体努力和斗争而前进的新道路。”

她给予多方支持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亦称《八一宣言》）

宋庆龄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体现在很多方面。在道义上，她公开坚定地声援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的事业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影响甚大。

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战线上，宋庆龄也从人员、物资、传递消息等多方面默默给予了很多支持。1936年，抵达陕北的红军面临严峻的经费问题，毛泽东通过潘汉年向宋庆龄送信，请她帮忙联系宋子文提供资金帮助。毛泽东不知道的是，当时宋庆龄已在政治上与宋子文分道扬镳，且她向来不愿与家人开口借钱，故无法向宋子文提出请求。于是，宋庆龄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抵押，又拿出孙中山逝世后广东政府发给她的抚恤金，想方设法筹集了5万美元，托人转交给毛泽东。直到1954年毛泽东托潘汉年还款时，都没有人知道这笔钱并不是宋子文提供，而是宋庆龄自己那时赖以生存的几乎全部财产。宋庆龄就是这样，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却从不求被人知晓。

长征是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之途，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宋庆龄这个名字，就隐隐镶嵌在那段时代的脉络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每个怀念她的人心中熠熠生辉。90年过去了，长征精神依然给我们以启迪和指引。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秉承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递好手中的接力棒，坚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